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人批评上海不适合创业，有点像中国人批评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适合做生意。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陈季冰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但上海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适合创业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城市。

不是有一个如雷贯耳的问题经常把骄傲自大的上海人问得灰头土脸吗：为什么阿里巴巴没有诞生在上海？

▲7月26日，电商平台拼多多在上海、纽约同步举行敲钟仪式

所以，电商平台拼多多昨天（7月26日）在纳斯达克上市，特地把敲锣仪式从纽约移到了上海。它急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例子来为上海洗刷世人心目中这个尴尬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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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成立才短短3年的拼多多已经攀升到仅次于阿里巴巴和京东的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并创下了近300亿美元的估值。这似乎足以说明，上海的创业环境远非人们刻板印象中那么不如人意。

然而，作为一个多年来关注上海经济的人士，我倒是觉得，“上海不适合创业”这个印象并非全然是误解。它的确有不少事实支撑，人们得出这个判断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但如果换一种说法的话，可能会更加准确，也更加符合事实：上海不是一个“草莽英雄”容易发家的地方。

▲截至北京时间7月27日0点30分，拼多多开盘涨幅近35%，市值逼近300亿美元。

看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履历，简直就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之骄子”。

在创办拼多多之前，黄峥效力于谷歌，被公司从硅谷派往中国，与李开复一同组建谷歌中国办公室。那时，他手里拿着的谷歌原始股票价值已经涨到几百万美元，足以让他年纪轻轻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这不算什么，早在2001年在浙江大学念三年级的时候，黄峥就结识了丁磊——是丁磊自己主动加黄峥MSN的。

至于媒体人津津乐道的黄峥同沃伦·巴菲特吃的那顿价值连城的午餐，就更算不上什么了，那顿饭是段永平买了单请黄峥一起去吃的。

在黄峥的朋友圈里，还有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之一孙彤宇……

▲拼多多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黄峥

这样的创业者，仿佛注定与高大上的“魔都”一拍即合。其实，往前几年还有张旭豪和他的饿了么；再往前许多年，还有梁建章和他的携程……名牌大学毕业、一口流利洋文和斯文举止，让他们浑身散发出与中国创业者们（特别是早期中国创业者）截然不同的气息，也让他们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格外如鱼得水。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问题的核心：并不是上海不适合创业，而是上海不适合某些创业。

我的观察和思考还告诉我，这里的“不适合”，主要也不是因为上海的创业和投资环境比不上其他省市，而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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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创业潮出现过三次，分别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波创业潮，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与当时中国的“短缺经济”基本面有密切关系。完全市场化的导向必然促使第一批私营企业将重点投入到能够立即满足社会大众急需的各类生活消费品的供应上。而且，当时中国的私营企业还刚起步不久。与当时的国有企业相比，它们在资金和技术方面都根本不值一提。

此外，由于当时的制度、信息及基础设施等存在显著的制约瓶颈，几乎不存在全国性的大市场，劳动力异地流动也才艰难起步。

▲在上海环球贸易中心俯瞰的上海夜景（图/图虫创意）

这便意味着，在当时想要创业成功，就必须具备两个基础条件：第一，本地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第二，有足够大的本地消费市场。遗憾的是，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这两条都沾不上，而且都处于明显的劣势——上海是全国收入最高的省份、本地人口那时只有1000万出头一点，自然很难不错过那一波初级加工业的创业潮。这些创业的大多数成果，放到当时上海领先的经济结构中，多是过去时。

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两波创业潮：一次是90年代上半叶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触发的充分竞争性国有资产的民营化，如今雄霸世界的许多中国电子品牌，像海尔之类，就是从那时迅速崛起的；另一次是90年代下半叶的互联网创业风潮。

这两波创业潮的必要成功前提，前者需要有政策制度层面“胆大妄为”的突破，那些年的成功企业家都是积极响应了邓小平号召的“大胆试、大胆闯”的弄潮儿，当然许多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者则需要信息的高度集聚，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

很遗憾，规矩本分的上海人从来就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一群，在做法律法规政策不允许做的事情方面，上海没有什么光荣记录，哪怕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是明显不合理的。另外，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信息中心也都不在上海。

这使得上海又错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波创业潮。因此，我的研究告诉我，上海或许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创业成功的地方，但这主要不是因为上海的环境压制了创业，而是因为那些年代中国最有机会获得火箭式发展的那些产业（它们是中国创业的集中领域）不符合上海的比较优势。

这就好比再肥沃的水稻田里都种不出上好的橄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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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想说上海的创业和营商环境没有问题，我只是想说，上海有问题，但上海的问题与大多数人想象的可能不太一致。如果上海真是一个像东北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计划经济和权力思维包袱的不适合创业和营商的地方，那我们又如何来解释上海云集着中国最多的跨国公司总部？上海的人均收入多年来一直稳稳高居全国之首？上海还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多的城市？

上海经济并没有因为她“不适合创业”而衰败，上海也没有像绝大多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业基地那样坐吃山空。相反，上海经济这些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和升级。

得益于她的出身和历史，上海是中国大陆公认的法治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一个所谓完善的法治社会，最显白的意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凡是说好了能做的事，最后都能做成；凡是说好了不能做的事，肯定做不成。而法治不完善的地方则正好相反，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中国，规定了不能做的事不一定做不成，规定了能做的事也不一定能做成。相对而言，上海是一个显著的异类。

然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转型社会，已有的法律、法规、政策既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又有大量覆盖不到的盲点和灰色空间，实际执行的过程更是千疮百孔。过去几十年里的大多数成功的“草根”创业都需要冲破现有的制度框架，否则就很难做成任何事。

▲上海陆家嘴（图/图虫创意）

但这种“冲破”总是同时包含正面和负面的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它们可能是“向上”的，促成了对既有的不合理制度桎梏的重大改变，也就是推动了改革事业。我认为，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寄予重托的“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在这方面做得是远远不够的。上海人太缺乏开拓的勇气了！真应了那句本地老话：“螺蛳壳里做道场”，他们仿佛天生就适合在既有的制度框架里力求把事情做到最好。

但另一方面，它们也经常要求“向下”，突破民众权利保障和市场监管的底线。

就后一点来说，有些人经常抱怨上海政府审批部门办事“不灵活”，劳动力“成本高”、政策“僵化”、不能为企业一路敞开绿灯……这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上海，再大的企业都很难让政府为自己专门出台保驾护航的特权政策；企业很难让政府在排污环评、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方面帮着自己去违法违规，对自己“网开一面”；也很难不与员工签署正规劳动合同，不为员工缴足社保基金，甚至随意开除员工……

你可以说，这些对营商环境来说的确是“不利”的。然而，如果一个城市为了经济增长而容忍污染生态环境、侵害员工权益、破坏文物古迹……这样的“好”的创业营商环境，真的是我们希望拥有的吗？以上海居民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来说，他们大概普遍宁愿少一点GDP增长，也不愿这些方面的底线被轻易“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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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进入新世纪，全国舆论对上海的好评越来越压倒上世纪如潮的恶语。

渐渐地，上海也似乎变得越来越适合创业和营商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错过了阿里巴巴。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蚂蚁金服成立时，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总部注册在了上海。因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市场规则对它来说比钻点空子、少交点税之类更重要。

其实我还相信，当浙江人黄峥决定离开谷歌中国自己创业时，他应该是想都没想过就选择了上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过了草莽好汉们狂野地跑马圈地、逐鹿天下的阶段，更完善的法治社会，才是创业成功最首要的前提条件。

我相信这也是上海在下一个阶段想要继续领先的主攻方向，也是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对上海的最大期待。

眼下，拼多多的成功上市既是一项成就，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分析拼多多的商业模式，你会发现它有许多第一代电商所不具备的先天的“先进基因”：

第一，它走出了严重依赖于流量和眼球的互联网经济的旧模式，而“流量为王”滋生出了许多弊端，近年来正日益受到人们的诟病。

第二，虽然同样是依托于互联网所创造的规模经济效应，但它的路径是反向的，即从需求端发起，来提升供应端的效率。这为我们开启了大规模“反向定制时代”的大门，某种意义上说为经济注入了更高层次的“供给侧改革”动力。

当然，拼多多优势的另一面，恰恰也是它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

首先，不管黄峥和他的伙伴们如何不厌其烦地标榜拼多多追求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便宜”、拼多多是多么严于商品质量管控……但不可否认的是，客户青睐拼多多的首要诉求是满足“占便宜”的普遍人性。这就使得拼多多很容易被怀疑必然要重走一些电商平台在“原始积累”阶段走过的路，也使它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积累起高大上的好口碑。

在更专业的层面，拼多多不立足于传统的搜索，而是利用算法来对用户进行个性化推送。这帮助它摆脱了日益往下走的流量依赖路径，但却可能带来另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

在内容领域，今日头条的模式引发了对促使读者思维日益窄化、固有偏好日益强化的强烈担心。那么，作为一个与今日头条存在显著共同特征的电商平台，拼多多模式会不会引起类似的忧思？

在现代经济中，并不是需求创造了供给，而是供给创造了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未来的追求将越来越偏向于获得更好、更丰富多彩的商品和服务。能够有效地将生产企业朝这个方向引领，才能把握消费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历史脉搏。

这些都是新一代中国电商所面临的前瞻性问题，也是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所肩负的使命。如果说上海过去之所以被认为不适合创业，主要是因为上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程度远远领先于当时国家普遍状况的话，那么未来国家在向更高水平的经济结构迈进的过程中，上海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确是一片面向明天的创业和营商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