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发展增量空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赵忠秀

十八大以来,以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从布局国内区域发展和“一带一路”的战略角度，提出了对东西部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要求。然而，长期以来，干旱缺水始终制约着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发展——没有水就没有生态、就没有适宜的发展空间。水利兴则地区兴、地区兴则民族兴、民族兴则中华兴。近期提出的“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是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国变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只占世界比重的1.8%,而2017年占比接近15%。但在这个长期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发展到今天，现有的经济圈发展空间格局逐步固化、饱和化以及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凸显,而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对我不利的变化。因此，“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将成为我国调整未来经济发展策略的重要抓手，也将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其一，随着我国现有的经济圈发展空间格局逐步固化及饱和化，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来应对这些挑战。

由环渤海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构成的中国经济圈格局固化，大规模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群迁移，粗放式的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快速的推动了长达2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其中，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最近几年,这种城镇化的趋势一直在持续。

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环境承载力、资源配置再失衡等问题逐步凸显。中国是人口大国，94%的人口生活集聚在“胡焕庸线”以东，这一经济地理现象历经一个多世纪都未发生改变。改革开放40年，由中国人口红利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致使中国的经济增速逐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存量经济圈空间内的环境承载力和资源配置再失衡等问题均成为了巨大挑战，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严重。而“胡焕庸线”以西的西部地区以占国土面积一半的比例仅生活了约6%的人口，这样的发展不平衡的空间格局急需被打破。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类似西部的内陆地区形成新的发展极是完全可行的，如以色列的发展以及美国内华达州城市的发展。就此，中央提出了“东西部经济结构平衡的协同发展战略”。

“大城市病”逐步爆发迫切要求拓展西部增量空间。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5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阻挡的“大城市病”带来的诸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一方面要加大城市治理，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增量发展空间的拓展，在西部地区建立新的生态城市链将人口导流刻不容缓。西部增量空间的拓展开发时不我待。

其二，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能过剩、政策调控作用减弱等大背景，要求加快西部基础建设投资和发展。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以“快”为主，“快”在“好”之前，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快速增长方式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能源的高消耗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好”字上做文章已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述。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拓展全新的发展空间的攻关期。十九大报告同时提出了六大战略举措，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系统逐步产生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创新发展的动能仍显不足。当前仍有相当数量资金、土地、劳动力资源，沉淀在严重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中，拖累了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这些要素资源逐步转移注入到新兴绿色产业中去，逐步把人口、技术、资源和资本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通过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在过去的五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占比达到20%，如果持续注入新的动能，则西部还会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

过去五年，基建投资增速维持近20%的高增长，只是今年上半年大幅回落至7.3%。在外部环境“稳中有变”的背景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使得国际经济环境收紧，经济稳增长更需要拉动内需。从逻辑上讲，“房住不炒”已经定调，即扩内需不能靠房地产，同时居民消费又是慢变量，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作为支撑，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拉动内需还得靠基建。

从1998年到2018年这20年间，我国一直维持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对GDP的贡献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构成中，基建投资属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对促进经济高增长功不可没。2009年一季度，4万亿投资规划主要投向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以及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等内容。2008年的财政刺激，使得2010年的GDP增速跳升至10.6%，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尤其是基建投资对GDP的拉动越来越显著。

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宏观政策，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效应都打了折扣，高质量发展需要扩展新的经济地理空间。阶段性的政策失灵是有前提的，主要是我们的经济体太依赖于东南沿海经济圈，大部分的经济贡献是在“存量经济系统”中运行的，宏观政策无法调控或引领局部区域的经济运行，导致政策失灵、政策失效的尴尬情况出现。因此，在不发展新经济空间(西部经济空间)的前提下，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遇到更多的棘手问题。扩大分母，分阶段精准开发西部地区，拓展增量新经济发展空间，使宏观政策避免存量经济系统的相对制约是中长期的发展策略。

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在西部，“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是战略抓手。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西部地区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末梢，且受地广人稀、水资源匮乏等条件限制，着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西部地区如何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尚没有清晰的路线图。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以来成绩卓著，尤其是在路网建设(公路/铁路)、大型基建(机场设施)、生态修复、产业链转移/产业要素重构、扶贫措施等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短期的政策效果显而易见。那么，西部地区的长期发展靠什么?西部地区不是要“短期救济”，而是要长期的发展繁荣;又是什么限制性条件制约了西部地区的长期发展?表面看西部地区不缺政策，缺的是外来的产业人口、缺产业链要素、缺资金技术、缺贸易流量、缺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养老)等要素;但更关键的是西北部地区“缺水、缺水、缺水”。人口迁移、产业链再布局、经济带再平衡等一切战略根源在于合理“引水”。

因此，“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是我国走出上述困境的绝佳方案，而且有更为深远和广泛的意义。

“红旗河”是一条沿青藏高原边缘全程自流进入新疆的调水环线，将一举改变中国的生态格局。它从雅鲁藏布江开始取水，经过易贡藏布、帕隆藏布到达怒江，于滇藏交界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处穿越横断山脉，然后沿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山区依次经过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白龙江，继续北上，穿过秦岭开始进入主要受水区，过渭河、黄河以后，沿河西走廊向西进入新疆，再沿阿尔金山、昆仑山的山前平原向西延伸至和田、喀什。

红旗河工程初步估算投资约为4万亿元，其中隧洞工程投资为2.4万亿元，明渠工程为1.0万亿元，水库等跨越河沟工程为0.6万亿元。比较来看，2016年，中国铁路投资就超过8000亿元;2017年，全国GDP为82.7万亿元，红旗河工程总投资约占全国年GDP的4.8%。假如红旗河建设期为十年，则分摊到每年只有4000亿元，不足全国年GDP的千分之5。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红旗河工程投资占国家GDP的比例还会进一步降低。因此，红旗河工程完全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之内，也完全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承受范围之内。而且红旗河作为战略性基础设施，其意义远超水利工程本身，效益也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包括生态修复效益、粮食安全效益、民族融合效益、边疆稳定效益、地缘政治效益等等。

从短期投资效应来看，“红旗河”将是载入史册的世纪级大国工程，如工程的实施，投资带动效应将突破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效果，带动产业上下游投资约八万亿的经济总量，通过基建投资带动经济动能增长，是当下时局的需要。今年7月底，党中央国务院再次确定性的提出“基建投资”是十九大期间经济贡献的主战场，扩大基建投资是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力点。2018年下半年，3.4万亿的基建投资已启动。

从中期经济影响来看，中国需要区域协调发展。依托“红旗河”完善中国水网系统，修复大西北的生态环境、土地农田再造，未来的30年相当于开发了“半个欧洲”的增量经济发展空间，使东中西三个区域内的人口、产业资源配置再平衡。红旗河的实施有利于西部地区逐步追赶并达到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实现2020年全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中期战略目标提供可能性。

从长期战略价值来看，“红旗河”将创造新的“流域经济”，带来国运强盛、民族复兴。水是生命源泉，水到渠成，有水就有人，有人就有一切。在进一步开放的政策环境下，人因水而集居，发展一个个宜居创新城市，在西部形成若干城市链，新增若干个类似于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城市。“红旗河”将成为西部区域的“万物之源”。水流之处人口汇集，新增产业人口的内移有利于区域内的民族和谐发展(新疆、宁夏、内蒙)，从兵团建设新疆到塞罕坝大林场再到善林州林场，都是三代人努力创造出来的奇迹，未来的“红旗河”更将普惠于民造福一方。

“红旗河”的实施将带动产业链要素转移并升级，发展新的“红旗河·流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有力支撑，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扩大投资内需的现实载体，是扩大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抑制贸易战的缓冲区。

集中精力，汇聚优势资源，专注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内部的区域发展平衡、产业结构优化、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等问题，是“红旗河”当下的历史使命。未来，也是解决投资需要、消费需求转化、经济流量增量的有力补充。

新时代呼唤“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